建築與藝術‧設計與創作
建築，在概念上大致可區分為「建築物」與「建築學」兩部分，所謂建築物包含著工程營建技術、材料及服務設備等等複雜系統，而建築學則是一門對於環境人文的論述，這些論述攸關時間、人與場所等無形因子。
藝術，融合著創作自我與被創作物，而創作乃以自我為主體，舉凡周遭無形有形的一切，均可以在創作歷程中成為一種媒材。設計則是以其對策的提供，來促使建築的物用關係與人文環境有所結合。當公共藝術由原本對於藝術文化的關照，演化至當今複雜且多元的公共性論述時，社會性的“民眾參與” 與“在地意涵”、設計的“環境安全”、“工程技術”與“材料”等複雜系統便進入了公共藝術的網絡，使藝術創作已難再回歸其創作的純粹性，而成為一種為公眾服務的專業，換言之，當今所論述之公共藝術，自然已成為“創作”與“設計”的共合體。
建築表皮外的藝術：“文化素養”的公共藝術V.S.“媚俗”的商業“藝術”
從不談公共藝術的年代，到法令規範下的公共藝術
回顧過去，昔日的偉人雕像、大師作品、獅子鐘、扶輪塔…等環境物件，雖與當代所論述的公共藝術有著解讀上的差距，但就時間觀點而論，這些環境物件之於公眾生活，無論就其生活記憶、環境地標與價值，卻具備著一定程度的公眾意涵。
公共藝術，由立法之初對於視覺藝術的創作保障乃至今日，均促使『雕塑』始終成為公共藝術作品的主流。雕塑，可以其抽象來引導想像，亦可以其具象來詮釋生活議題。時代價值的演化帶動多元的思維，不僅促使如：數位、機械等更多樣性的媒材，得以更進一步地於公眾場域擴展互動性的議題，在型態上，更多樣化的藝術裝置，更在環境中提供著各具其趣的風貌。甚至表演、社區活動等突破視覺藝術範疇的型態，亦藉由案例的軟硬體結合，在近幾年的個案中，佔據越來越多的比重。
這些現象，不僅說明著：由個社會體制與價值，在由威權朝向住民自主之後，藝術本身便已逐漸跳脫創作的自我性，在多樣性的演化下，多元地成為一種服務公共的對策或手段，公眾，不僅得以表達意見甚至得以被引進創作的領域。
公共藝術，反映出嚴重的城鄉資源失衡問題。
耳熟能詳的《文化藝術獎助條例》第九條：『公有建築物應設置公共藝術，…且其價值不得少於該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一。』在藝術百分比規範下，每年各地所呈現出的公共藝術數量與經費，均無形地反映出各地方建設資源的多寡。多數的縣市，相較於台北與高雄市兩大都會城市，其大量的設置案需求與經費、藝術創作與專業人才資源的集中，文化主管部門在承辦公共藝術業務上，反而面臨著專業人才嚴重匱乏與高流動性的問題，這樣的問題不僅導致經驗法則難以傳承與累積，更在窘缺的作業經費與多樣繁雜的工作環境中，加重管理與執行上的困難。因此，公共藝術設置之規定，對於都會城市雖常是錦上添花，但卻常迫使地方鄉鎮面臨雪上加霜的窘境。僵化的法令規範加諸在城鄉資源差距的問題下，更加重剝削了已捉襟見肘的建設經費，這也導致公共藝術之於興辦機關的觀感常是 “不樂之捐”。因此，資源失衡的問題，不僅在政策上形成本末倒置的矛盾現象，亦清楚反映出公共藝術發展的根本性問題。
公共藝術應與建築藝術相互輝映？抑或以消極的彌補方式，成為妝點建築工程的化妝師？
再依前述條文：『公有建築物應設置公共藝術，美化建築物及環境，…。』建築物與環境為何需要美化？自然在於公有建築與其環境本身缺乏美學觀點，而造成這樣問題的始作俑者，卻是建築設計本身。這意味著興辦單位、建築專業者與“專家學者”，於徵選過程中對於環境美學的價值認定問題。深探其問題的導因，便在於建築設計的形成過程中，嚴重缺乏對於建築藝術的重視，建築，長期被等同於工程。在建築教育之美學養成薄弱，以及理性的市場經濟與成本考量面向下，更促使建築難以展現藝術化的可能性，這也促使藝術常成為彌補醜陋環境的裝飾品。
建築與公共藝術矛盾於主體與客體之間，集中運用的基金制，抑或點狀分佈的個別設置，均未能反映與提出發展對策。
就都市設計觀念上的演化而論，過去，建築常因缺乏人文美學素養，藝術於公眾環境的植入，自然在於以景觀的態勢，來軟化工程導向的建築環境。但發展至今，建築藝術觀念逐日普及化的趨勢，使建築本身已足以美學的觀點，來刺激都市景觀朝向藝術化發展。因此，消極面的公共藝術，仍須經由整體環境計畫的安排下，以為環境“加分”的功能導向，來一一植入於公眾環境；而積極面的優質建築藝術，更在於以其量體的尺度，以巨型公共藝術態勢成為環境美學的一環，而非將藝術低能化為妝點建築環境的彌補工具。
公共藝術，源於《文化藝術獎助條例》第九條：『公有建築物應設置公共藝術，美化建築物及環境，且其價值不得少於該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一』。這“1％”具體的說明著公共藝術不論在於建築設計本身，或者環境構成上都僅在於“輔助”而非具“取代”的位階。而所謂之“美化環境”，卻意涵著公有建築在設計美學的不確定性，常導致對於環境產生之負面效應，因為“公有”建築，而賦予藝術擔負起彌補公眾環境美學的神聖“公共”性使命！於是這“1％”的藝術百分比，似乎引發出本質上的矛盾現象。
缺乏總體環境發展對策與人物力資源之現況，熱絡的基金制政策在於彌補地方文化部門長期之經費窘困問題。
前言
「公共藝術」與「藝術」的最大差異，便在對於公共性的要求：「藝術」可以保持著自我的純粹性，在內容上，所需要的是一種藝術“專業”領域上思維與感知上的認同；公共藝術，相對於藝術的純粹性，則是一種具備公眾服務性的複雜過程。這樣的服務性，不僅超越了單純的「藝術創作」與「藝術欣賞」間的互動關係，同時也包含了各種多元可能的公共議題介入。
公共性的不足源於對於公共藝術概念上的缺乏
公共藝術，常在《公共藝術設置辦法》的概念下，被定義為專業領域，且這樣的專業領域，幾乎已被歸納入「藝術」專業的範疇。但若回歸公共性而論，公共藝術的主軸在於“公眾”族群與“公共”環境間的自我表述，“專業”應僅止於服務諮詢之指導而非主導。公共藝術所論述的並非是單一的美學價值，其背後更須省思諸如公共安全、管理維護性等理性問題。但在現況上，公眾為何總居於被動？其意見總被列為參考意見？這些問題均導因於：公眾長期缺乏參與的機會與被教育的機制，於是在一無所知的狀況下自然地遠離公共藝術，而間接地形成專家領域長期雄據的現象。
公共藝術之於公眾場域的意義，自然在於以其藝術創作的軟性思維，以當代的觀點去賦予公眾環境一種地域「在地性」，或場所「主題性」，也期望藉由諸如“接觸”、“參與”等方式，來觸發公眾場域的「公共性」本質。在公眾生活環境中，舉凡室內空間或是戶外景觀，設計思維與手段深層地影響著公眾場域的特質，這些特質不僅更引導出活動的可能性，同時也可能創造出多元的新環境文化面向。
交通網絡上的路徑與節點與交通行為的流動與靜止
隨著交通網絡的形成，公眾於生活環境中的活動行為相對增加，科技的演進，在都市發展的推演上日趨快速地縮減了等時圈的幅度，城鄉的距離逐漸接近於昔日的鄰里，致使地域人文有著朝向同質化或近似化的趨勢。對於有如城市空間細胞的建築構成，當代國際化的技術與材料，更促使建築環境在速度與時間的相對提昇下，於交通網絡上的流動行為更難以界定其地域性。於是，快速流動於城鄉間的交通，更加模糊了環境的視覺識別。於是，在這些界線模糊的環境場域之中，公共藝術往往以其型態來成為環境中的視覺符號，在複雜紛亂的交通網絡空間中，提供出“區分”與“指引”的環境視覺功能。
交通工具動態地流竄於各城鄉據點之中，公眾活動與環境設施均有如歌曲中的音符般，交織地組織出常民生活的組曲，也如文字符號般地編輯出紀錄著當代人文的文章。在交通運輸系統中，流動的快速性滿足了公眾的基本運輸需求，空間建築內容中的設施，靜靜地成為了城鄉交通的中介轉運點，提供著看似靜態的休憩或轉運等服務，在功能上不僅緩和了瞬間流量，同時也藉由公共藝術不同的創作標的，達成諸如：在地文化表達、視覺趣味、休憩服務等多元的功能訴求。
短暫與長久-時間觀點的文化與公共性
時間，並非僅止於計時器的數字，舉凡自然中的落葉、老樹、日月輪迴，或是環境演化中的生活記憶物件，均隱含著時間的痕跡；文化，乃是地域與人文於時間軸上演化過程的累積。因此，就地域環境的發展觀點而論，在環境構成內容中的建築、景觀﹑當代論述之公共藝術，乃至複雜的環境設施，時間的發生，均非僅止於某段特定的過程，而是在過程中，集聚著不同的人文與環境變遷，所記錄出的一段段成果而成為文化。正因人的活動行為發生與環境事件的彼此互動，文化本身亦意涵著另一種公共性的體現，對於環境地域文化的論述，其公共性與公眾的相互構成，更能刻畫出隱藏於公共性中的時間意涵。
過去的生活事件累積為當代的歷史文化，相對地，當代生活的環境生成，亦將於未來成為文化的一環。無論文化的地域性，藝術與建築，一直都是環境與人文論述的重要內容，因此當論及文化的文本，兩者均在不同的時間節點中，實質地紀錄著環境人文演化的種種，藝術與建築環境的共同思維，亦足以成就地域文化的特質，這此觀點，於歐洲諸多城市史料中亦早已得到驗證。因此，對於已普及於當代城鄉之公共藝術，自然非僅能就藝術本身來單一論述，在公共藝術的論述中，藝術本身在公眾環境中已超脫創作的純粹性，而必須化身於環境，於未來記錄下此刻人文發展的過程。
時間觀點下的環境生成，可以其臨時性而僅發生於特定時期，也可以是一段長久的公共性展演
法令定義下的公共藝術，已實質缺乏普世價值的公共性意涵
在台灣，「公共藝術」這個名詞源於《文化藝術獎助條例》，依其第九條條文內容，大致可歸納出幾個關鍵點：（1）公共藝術與公有建築的直接關連性（設置場所與經費來源），（2）設置的型態限於平面或立體之藝術品及利用各種技法、媒材製作之藝術創作。前者狹域化了公共性的場域論述；後者則顯現了一種法令與時代價值間的落差。
無論都會或鄉鎮區，新建之公有建築，僅佔常民生活環境的極少數比例，且其功能與公眾生活間亦較缺乏關連性，又多數公有建築的公共藝術設置案例中，常受限於建築基地範圍與法令規範，導致設置地點與需求均被單一化思考，這樣僵化的設置訴求，在過去曾經備受撻伐；居於多數的私領域或舊公有建築，反而因在法令規範之外而難以總體關照，使其場域的公眾性更加難以論述。
公共藝術的設置需求與價值觀，隨著十餘年的發展而持續演化，作品形式由過去大量的雕塑、美術逐漸擴展為裝置藝術，甚至亦可能是環境設計、CI設計或社區活動等等。這樣的演化結果相對於現有法令，體現出公共藝術所論述的公共性，應在於一種公共“事件”的引發，而非僅是設置於公共場域中的藝術品而已。
前言
公共藝術於台灣已有十餘年的發展歷程，回顧其立法精神，應在於提供藝術家創作的機會，以藝術融入環境來改善都會景觀。然而發展至近年，公共藝術之於環境，逐漸由「加法」演變為「減法」的討論，而在藝術創作﹑公共政策及執行機制的不同範疇，均引伸出諸多公共性與藝術性層面的問題。
對於擴大『公共藝術』定義之正當性問題
隨著公共性的逐漸受重視，與藝術性層面的多元發展，對於公共藝術的定義，也逐漸因包容著更多元的討論範疇而產生多重的觀點。公共藝術的定義，也逐漸由永久性的藝術設置，發展至應否更擴大至表演藝術的討論：『公共藝術之所以會在名詞定義產生多重的聲音，是固定式的具體藝術形式與活動式的表演藝術間的爭議。』高雄市文化局長管碧玲以攸關經費利益的觀點，歸納出藝文經費補助與公共藝術的關連性：『表演藝術能不能被納入公共藝術，往往涉及公共藝術的經費是否可以回饋在表演藝術層面上。』管碧玲認為公共藝術具有表現城市風貌的特質，因此表演藝術跟視覺藝術應該被清楚界定：『如果要把表演藝術放進來，成為公共藝術的一環，那就沒有公共藝術特性的存在了。』因此管碧玲並不主張將公共藝術擴大到表演藝術的範疇：『因為這牽涉到全國推動公共藝術基金制度的一致性問題。』漢寶德也質疑著以表演藝術來成為公共藝術形式的正當性問題：『公共藝術的預算是來自「文化藝術獎助條例」第九條的規定，而要求公有建築物拿出百分之一的建築經費設置藝術品，擴大公共藝術的定義是不合法的，問題並非出於藝術界的態度，而在於其正當性。』（註1）
前言
公共藝術於本土歷經十餘年的發展歷程，無論公共性定義﹑參與的操作方式，或於藝術層面的多元型式，一直有著廣泛的討論範疇。過去一段時期，過於僵化的公共藝術法令對於環境品質的提升，實質上常未能發揮具體成效；藝術性高於公共性，也拉大了民眾在參與操作觀念上的對立；定義模糊更在不同知識領域間，形成許多不同立場的異質觀點。對於國內公共藝術發展之問題與現象，行政院文建會主委陳郁秀以國家文化首長的觀點、以及親身的體驗與觀察，說明我國公共藝術政策的未來願景。
偏頗的藝術性與公共性價值的衝突
國內發展公共藝術多源於西方經驗與管理機制，然而本土之地域﹑人文風俗的異質性，在實質操作上也產生諸多負面影響。過去我國在公共藝術上「重藝術而輕公共」的現象，使公共藝術被認為是美術館於公眾場域的延伸，藝術家更藉由公共藝術設置機制，大力推展其私領域之創作思維，於是公共藝術常因而很難扮演環境中的友善介面。陳郁秀主委對我國公共藝術也曾經有過一些負面經驗，例如打開廁所的門，突然看見一些公共藝術的雕刻作品，還沒有心情欣賞，就先被嚇一跳！因為藝術與環境必須相互配合才能適得其所，主委認為不一定是藝術品本身不好，而是沒有適當的觀賞距離、或人們不易看見，如台北市敦化南北路周邊就存在很多負面的例子，堆砌的設置方式反而是個視覺障礙，對於一個都市的美學來講他是減分的。
建築藝術與藝術建築
早期對於公共藝術的設置，往往爭議於建築與藝術間的增減，這是將建築與藝術設置分開思考的結果。公共藝術之於建築，是類似於室內設計﹑物理設備甚至都市環境之於建築一般，是需要總體考量而非單一討論的。以存在於公眾場域的同質觀點而論，建築與藝術之間，應是一份共同合作而非彼此抗爭的關係，因此在操作上，公共藝術應成為建築設計的一部份來被考量；而藝術家本身也能藉由參與的過程，去試著瞭解並考量建築本身的理性須求，而非全然地視為單獨的藝術創作。無論藝術之於建築或建築之於藝術間，均有著彼此依存的共生關係。
都市由建築群組所共同組織而成，而簇群的建築組織出我們生活的場域，建築空間包容著我們的生活，同時也因我們的生活須求而有著對於建築的多元訴求。『重點不在於廣場空了，我接著下來拿什麼東西填補進來。』長期以藝術植入企業體系下建築群之富邦藝術基金會，總幹事蘇瑤華認為建築與藝術的關係，並非是以空間填塞的觀念來產生藝術活動。『就都市景觀的觀點而論，公共藝術是一種可以提供予公眾去經由視覺參與或親身體驗的藝術。』TAIPEI 101台北金融大樓副總沈雲飛與富邦藝術基金會總幹事蘇瑤華，均強調著藝術於場所的植入，並非以強制的視覺傳達方式，於公眾場域中單向地推展藝術訊息，而是希望能更深層地讓觀賞者由欣賞而願意走近藝術。
民眾參與的廣域公共性
前言
公共藝術於教育層面上的思考，大致上可以由兩方面來探討：學院的教育體制意寓著未來公共藝術發展上，於藝術創作者﹑評論者﹑政策推動者及公眾環境之設計者等，以不同的角色影響其未來發展的多元向度；另則是公共藝術於公眾性上之社會教育層面影響。因此我們可以分別由公共藝術之“公共性”與“藝術性”兩向度，綜合由公共藝術於城市空間﹑場所精神塑造及藝術環境的觀點，綜合探討當前學校教育現況與未來展望。另一方面也藉由公共資訊﹑政策執行及媒體傳播的現況，以廣義的觀點來探討公共藝術於公眾領域的影響。
窄域的意識批判與廣域的智慧承傳
學校教育多著重理論層面的研究，而理論的推演常成為批判的工具，批判，也是多數人的通病，於學術環境中的批判，於職場環境中的批判，當身不在其中時，外表充斥著理想的抒發，實質上多為刻薄與偏激的主觀本質。然而當角色相互轉換時，卻也不見得可以在創作與環境關懷上有所新意，最終在批判者與被批判者之間重複著惡質循環的現象。無論於空間建築或藝術領域等各方之知識體制，前人之研究論述多可在學習過程中，於思想與經驗上有所智慧傳承，然而如何以前人之智慧累積，於當代反映出對於環境人文的見解，應是在學習過程中較具有其教育的正面意義。隨著生活與環境的日趨多元，當代人文的素養也將有著更廣域的學習領域，藝術﹑空間﹑建築不僅在各自獨立的知識體系下，有著更廣域的研究範疇，且更需在多元的知識平台上，以宏觀與良性的理想實踐彼此交流與互融。
存在於公共場域的藝術
『公共藝術』是什麼？這個問題無論於國內外總是備受爭議。過去一段時期，國內對於公共藝術的操作，似乎僅是將藝術品由美術館或創作工作室，移轉至開放空間或是公眾場所，於是公共藝術之於公共場域，也僅是將藝術公開化的過程，而非真實地以公眾的環境美學價值，來成就公共藝術應有的存在價值。因此公共藝術應該是藉由藝術家（設計家）或生活族群，於公共場域中的藝術創作，以陳述於時間軸上（過去﹑現在﹑未來）及生活經驗上之共同性（如：集體生活記憶﹑地域人文紀錄），以藝術人文來表現出一個公眾場域的生活環境特質。因此公共藝術的基本內容將包括『人』：（創作者﹑觀賞者）﹑，『物』：（藝術品本身與環境構成）及活動（活動行為﹑公共政策），公共藝術的存在本質也在於人﹑物與活動間的彼此互動。
以室內空間的觀點來成為公眾空間的環境藝術思維
台灣的公共藝術發展，於1992年以《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暨實施細則》的頒佈，開始對於公共藝術的範圍與內容有所明文定義，在歷經了近10年的發展過程，經由多次的修法與大型政策性活動推展，公共藝術由以往多偏向於『藝術』性，而常忽略其『公共』性的現象，逐漸日趨成熟地以更多元的公眾觀點與廣域藝術型式，來拉近公共性的主題。
對於公眾環境的構成，建築本身與其建築群體，一直都在中介與定義著其所界定之地域環境特質；群聚的生活與群聚的建築，彼此的相互需求且彼此互動著，群聚的人與物隨著生活文明的演化，而有著更多元的服務與被服務需求。於是公共設施也伴隨著這些人與環境間的群聚關係，而被賦於日趨複雜的多元需求。這些存在於公眾環境下的服務設施，先於實用機能在『量』上的滿足後，進而便開始需要更進一步地去追求『質』上的需求，因此藝術於公眾環境的植入，就在於反映這些『質』的需求，於是藝術之於環境的被需要性，就在進一步滿足這些理性機能以外的感性需求。為了滿足公眾環境於『質』量上的普羅性﹑社會觀等多元屬性，公共藝術也常以紀念性﹑趣味性﹑意喻性等抽象或具像藝術形式表現，來表達出地域的人文特質。
前言
公共藝術，在台灣歷經十餘年的發展歷程，無論對於公共性定義﹑公眾參與的操作方式，或於藝術層面的多元型式發展，均有著廣泛的討論與爭議。在法源與政策上，文化藝術獎助條例，一直為台灣公共藝術政策之執行依據。然而，於過去的一段時期，建構於公共建築下之公共藝術，其對於城市環境品質的提升，常未能發揮環境美學之具體成效。台東縣因其地理條件，而難以像如都會城市般，得以擁有大量之建設經費與人才資源，這樣的情況，並非僅發生於台東縣，於發展公共藝術所面對的窘境，類似的情況，亦同樣發生於多數城鄉縣市，於公共藝術的發展層面。
城鄉資源差距形成公共藝術整體發展的主因
台東的公共藝術發展，就與其他偏遠城鎮一樣，常因公共建設經費與機會的缺乏，而無論於公部門的業務承辦，或是一般民眾，對於公共藝術設置，亦多缺乏經驗與價值觀。相較於都會區，重大建設的陸續推動，其所帶動的公共藝術設置機率與規模，不僅提供公部門多元的思考與執行方向，亦吸引了更廣域的藝術創作人才參與。城鄉與都會的差距，往往使得對於公共藝術的討論與展望，多僅於都會城市而沈寂於地方鄉鎮。『台東市真正經過縣公共藝術委員會審查過的，目前為止也只有兩件而已』：台東縣文化局長林永發深感公共藝術於城鄉的發展，若僅依循現行的公共藝術設置法令，則台東縣於公共藝術設置的執行機會將顯的十分微薄。
也因地方鄉鎮的建設經費多無法相較於都會，因此所建設經費已趨偏低的公共建築，依法所提供出之設置經費更顯不足，因此，由幾萬至幾十萬元不等的公共藝術設置經費常見於鄉鎮市街之中。若以縣委員會的高階審核機制，來執行這些小型設置案，勢必於操作或經費上更行困難，也因此，而形成諸多的地方基層單位不送審的情況！同時也因地方鄉鎮多缺乏經驗與觀念，而常未能將公共藝術與建築整體考量，於是於結果表現上也常背離著環境美學，而難取得民眾的認同：『因此我們十分希望儘速透過一些行政機制來解決這樣的問題，也唯有就由部門與部門間的配合，才能具體將許多附屬於公共工程下的公共藝術，能夠一起納進來』。台東縣文化局長林永發深切認為唯有公部門的整合，才能解決執行上的問題。公共藝術之於台東，一直是城鄉發展與文化政策上，十分重要的環節。因此，對於如何以藝術介入環境景觀，於生活層面，落實於整體環境品質的提升，一直是台東縣文化局十分致力推動的文化政策目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