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1％的公共藝術到100％的環境願景 @ 公共藝術的愛情經濟學

從不談公共藝術的年代，到法令規範下的公共藝術

回顧過去，昔日的偉人雕像、大師作品、獅子鐘、扶輪塔…等環境物件，雖與當代所論述的公共藝術有著解讀上的差距，但就時間觀點而論，這些環境物件之於公眾生活，無論就其生活記憶、環境地標與價值，卻具備著一定程度的公眾意涵。

公共藝術，由立法之初對於視覺藝術的創作保障乃至今日，均促使『雕塑』始終成為公共藝術作品的主流。雕塑，可以其抽象來引導想像，亦可以其具象來詮釋生活議題。時代價值的演化帶動多元的思維，不僅促使如：數位、機械等更多樣性的媒材，得以更進一步地於公眾場域擴展互動性的議題，在型態上，更多樣化的藝術裝置，更在環境中提供著各具其趣的風貌。甚至表演、社區活動等突破視覺藝術範疇的型態，亦藉由案例的軟硬體結合，在近幾年的個案中，佔據越來越多的比重。

這些現象，不僅說明著：由個社會體制與價值，在由威權朝向住民自主之後，藝術本身便已逐漸跳脫創作的自我性，在多樣性的演化下，多元地成為一種服務公共的對策或手段，公眾，不僅得以表達意見甚至得以被引進創作的領域。

單純的公共藝術設置統計，卻引發出城鄉差距的嚴重問題

在設置的數量上，除了台北市平均每年擁有30-40件的設置案外，絕大多數的縣市往往難以超過5件。經費上，估計每年約花掉政府3億元左右在公共藝術這件事上面，其中，台北市可能就佔掉一半資源。數據本身直接地反映出兩個層面的問題：這筆看似龐大的藝術經費，分散於幾十萬乃至數千萬元不等的規模，且被大小不一地被分散在各地方的政府機構。因為經費與地點均是分散的，所以難以受到關注，也因為設置點的開放性程度不一，加上缺乏教育與宣導，所以民眾也難以感覺到公共藝術的存在。由這樣的數據，也可以很直接地看出城鄉差距問題的嚴重性：一個都市的公共藝術經費，可以在城鄉地區蓋上一所小學，或可完成一些重大的基礎建設。公共藝術，對於建設經費充裕的都會區來說，或許是錦上添花的事，但對於很多的城鄉地區確有如雪上加霜般的無奈。這也不禁引發我們一個省思：一段時間以來，總以台北觀點去看待公共藝術的思維，反映在諸多城鄉縣市中，的確是讓公共藝術常成為一種“不樂之捐”。

藝術無罪？公共有罪！

公共藝術，就其藝術性來說，不同的型態在不同的時間點，在不同的地域，鋪陳出不同的樣貌，無論如何，均論述著不同的價值主流，其中並無太大的功過可言。但由現代的諸多成果中可以發現：過多素質不一的藝術家、過於集中的藝術創作與專業領域、過於不足的專業再培訓機制，加上公眾於環境美學基礎教育上的匱乏，卻是形成阻礙公共藝術再發展的重大影響因子；再論及公共性，慣於應付法令的作品票選、意見調查或是集體創作等模式，更被淺層化為一種特定的對象與時間點的“假參與”；藝術工程化的政府採購觀念，素質不一的評選機制，形成投標有如投注的創作環境，更將公共藝術質變為“提案專業化”的行業化現象。對於未來該怎樣以藝術來公共，這些現象，都可能成為公共藝術於未來發展上一道道揮之不去的陰影。

教育機制的匱乏與環境背景的紛亂，始終成為談論公共藝術的主要阻力

當回歸到環境本身的省思時，可以由“教育環境”及“環境教育”兩方面來思考：公共藝術的執行機制是：先有法令規範，然後任由專家學者決定一切，做完了就是放任公眾選擇去接受或漠視一切。在基礎教育與公眾的推廣機制均是明顯匱乏的情況下，公共藝術，自然是少數專家學者把玩公共場域的小眾遊戲。另一方面，在公部門各自為政下所形成大環境上的紛擾現象，不僅弱化了藝術之於環境的善意，更嚴重地形成對於再發展思維的阻力。常見的是：一個形有色的藝術品，被放在一個紛亂的環境（如：電信箱、招牌、活動看板、鐵窗…等）背景下，於是，藝術品變成是被隱藏的，而形成公眾視而不見的情況，這無論對於公眾或藝術創作者來說，都是一種沈痛的傷害。因此，在這樣劣質的環境背景下，環境本身又如何去產生教育意涵，以正確指引出一個清晰的公共藝術論述。

以環境的再發展觀點而論，公共藝術可以有著更上層的思維

1.以公眾引導專業，由公共導引藝術：就其法令本身而論，若公共藝術論及公眾與環境的議題，則公共藝術便應是公眾之事，而非被狹義於中央或縣市之文化部門。同樣地，公共藝術本身，亦難以其量體規模與影響範圍，去撫平都市空間的雜亂、建築樣式的刻板印象，更無法在這樣紛亂的環境中，去教化公眾如何參與或取得價值上的認可。因此，論及公共環境的美學，自然更應擴及到教育、工程與城鄉發展等廣域的機構中。因此，一個可能要論及再發展的公共藝術，需要的會是一個總體思維的政策，一個會讓公眾願意主動登上環境這個舞台，讓政府與專家都退到幕後，去協助公眾這些主角，展演出屬於他們的一場場生活故事的策略。且這個政策將是超脫文化部門的總體環境策略。

2.強化政策，弱化法令：法令的功能或可在於一段時期中扮演推手的角色，但歷經一段養成過程後，仍一再地強調『法令』的觀點，自然導致公共藝術更侷限在1％、公有建築與專家學者間的組合下，進而引發法令僵化、城鄉資源差距或專業人才短缺等問題。法令本身的強制性，若讓公共藝術淪為一種規定，那我們就沒法再到公眾領域中去談怎樣公共，或藝術可以讓環境怎樣再發展的議題！因此，論及公共藝術的永續性，會是建構在由下而上的主動訴求，而不應是由上而下的法令規範；會是促進公眾認同與引發公眾議題的藝術創作過程，而不在於是否為專業級的藝術作品。

3.以機構整合帶動環境的總體價值再造，以打破先工程後藝術的觀念，來倡導工程藝術化的思維：公共藝術，既然是攸關環境的議題，那麼環境本身必須能突破先工程後藝術的思維。未來可能期待的契機在於：當藝術專業可以觸及環境議題時，應該擁有更大面向的創作思維，讓藝術引導工程的樣貌，去完成更大尺度的環境物件，以將創作向度拉到更高的境界，而不只在於環境中扮演填塞的角色，這與過去的公共藝術思維，在視野上有著極大的差異性。甚至我們也樂見建築師也可以是藝術家，所以建築藝術便可以是大型的公共藝術；工程師也可以是藝術家，所以，我們的公路橋樑及環境設施，都可能是公共藝術的一環。這些都是我們可以思考的『工程藝術化』概念。

當無聲變成有聲，當音符可以譜成樂曲時，城市，會是一首動人的交響曲。

一座座的公共藝術之於我們的生活環境，猶如一個個發出單音的音符，然而，單一的音符，在公眾或環境中均是難以引起共鳴。我們渴望的是：如何讓這一個個單一的音符，不是無聲，也不僅在於發出單音，而是能總體整合成和諧的城市樂曲。

動人的公共藝術無關1%，我們要在公共裡談藝術，必須要思考的是公共藝術的價值定位，如果公共藝術不僅可以創造環境價值，或可以衍生出更多的創意產業，甚至提升城市於國際的視野，進而拉抬台灣於國際的可見度，當設置的價值可以被拉升到這樣的位階時，公共藝術，便可在城鄉之間奏出一首首動人的樂章。（原文刊載於公共藝術簡訊，2007.1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