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屆公共藝術獎將成為未來論及公共藝術再發展的指標
綜觀首屆之公共藝術獎，由作品推薦過程乃至評選結果，應較屬於一個以環境美學為主題之獎勵策略。這樣的機制，就當前之設置情況而論，應在於鼓勵各興辦機關，在於以鼓勵替代興罰，來落實此文化藝術政策之存在價值。但若論及未來之再發展，評選的結果，更無形地標誌出一種指標性，隱喻著未來興辦公共藝術之價值取向與型態的呈現方向。
本次公共藝術獎反映出幾個特質：在設置點上多偏向於都會區或重要交通節點﹑設置經費多在數百萬元乃至上千萬元之間，作品數量多著重於一組多件的型態。這樣的成果似乎顯現著數大（高經費規模﹑型態多樣﹑數量多）便是美的價值取向，而這樣的成果，亦恐扭曲原本的鼓勵原意。
但更多偏遠地區或非公眾常聚集之設置點，或是較低設置經費之作品，相較於這些本已吸引著媒體或是業界目光，且在先天條件與資源上得天獨厚的多數得獎個案，並非在於設置計畫或作品本身之良莠，乃是在僵化的法令規範﹑少量的設置經費與薄弱的專業資源等不利情況下，而難以成就出同樣醒目的成果。
參酌公共藝術教育發展協會對於近十年來於台灣公共藝術統計數據，其公共藝術經費在一百萬以下約佔70%，且這些個案多分佈於都會區以外之各城鄉地區。回歸到公共藝術本質的省思，在視覺美學之外，首屆公共藝術獎這樣一個具有指標性意義的獎項，需要帶領我們思考的是：隱沒在各鄉鎮的小型個案，是否應更被關注與討論？跳脫個案的先天條件，興辦與作品創作層面究竟可以怎樣運用有限的的資源與對策，實質地締造出符合公眾價值的新環境美學觀？可以怎樣教育公眾，由被動與置身於外的參與方式，願意化為自發性的永續經營意願？這些設置的對策與價值提供，方是當今論述公共藝術的基礎。
“公共性”，公共藝術的恆久使命
公共藝術著眼的是形成公眾議題，所以冀望以“民眾參與”來規範出公共性的存在，但即使是公共藝術獎，卻也如同一般公共藝術個案設置一樣，多侷限於「公部門」本身的參與，缺乏具實質性的公共性過程與形成公眾議題。若將僅是將評比的標準定義於可見的部分，而偏重於視覺藝術本身的成果，則不禁要深思的是：公共藝術存在的價值，應在於優質的藝術創作本身或在於公眾環境議題的回應程度？
也因為這樣的公共性訴求，促使公共藝術勢必再融入社區營造或公眾活動的議題企畫與專業，而就深究其公共的本質，公共性的體現，並非僅能侷限於短暫性之活動行為，而應在於長期的互動﹑教育性功能的引發，由贏得在地的認同，而成為共同精神價值之資產，與在於一種公眾環境議題的自發性及自我實現之價值創造，若就深遠的理想願景，甚至應在於更高階之城鄉美學永續發展視野。
法令的公共藝術‧自發性的藝術公共性
公共藝術發展至今，不斷地突破法令，無論於設置或創作型態亦一再嘗試著不同的多樣性可能，因為日趨多元地發展著，公共藝術逐漸超越了原本靜態且單一的藝術與環境間之論述，對於公共性的要求也由無趣的個案民眾參與，朝向更豐富多元的住民自主的實踐。自發性的環境藝術來自於一種自我經營﹑一種自我的環境價值展現。當社區中這樣的自我對價值開始體現時，法令，便不再成為公共藝術的沈重包袱，也無需亢長的法定流程與過多的專家學者介入。
在近幾年來，隨著921震災之後的校園重建工程陸續完工，也促使公共藝術設置於各地方鄉鎮之學校建築更佔多數。這些個案在先天上均已存在著經費與專業人力資源匱乏的宿命，既無法倚賴本身的資源，又無法以委辦方式來完成計畫，且在長期缺乏環境美學教育機制的現況下，多數之公眾對公共藝術既懵懂更無從關心，然而，在這些隱蔽於城鄉之中的小型個案，仍然可以發現：僅要用心經營，其實仍有可能在有限的資源下，達到令人滿意的完成度。
在法令規定的公共藝術之外，還有更多星星點點的夢想累積
我們可以由一些已完成之案例，即可說明出公共藝術的設置價值，並非關於法令或專家學者的過度介入使得完成，而在於一種自我價值的需求，並藉由這樣的需求，來引發許多優質的可能，如：宜蘭縣頭城國中之公共藝術，視覺藝術物件本身，僅是靜態地紀錄與描述著在地性之環境人文符號，而精彩之處，卻是由這視覺藝術的開端引發了學習的動機，這樣被觸發的學習動力，是由過程延續到結果，乃至設置完成之後，仍繼續引發更多的自我參與。期間，由旁觀引發學習慾望、由學習過程啟發教育功能。此個案的成就，實已超越了依法設置的作品本身，而在於作品之外的深遠影響。
有更多同樣位於鄉鎮的小學，同樣由好的設置企畫去形成活動或課程，再由概念的學習乃至校園內的實體製作，甚至衍生出屬於地方的生活情感，這些本是社區型態的校園，均是在有限的資源與經費下，推出一段饒富教育意涵與生活經驗的記憶，宣示的重要現象是：公共藝術成為一種生活事件，拉緊了一段屬於人與人之間的情感，而非僅在於藝術物件或創作行為本身。類似的實例，如：台南縣大文國小，便是由公共藝術的設置訴求，延伸到對於七股地區鳥類生態教育；台南縣歡雅國小，在設置計畫中去結合台南藝術大學資源，以“潘朵拉的盒子”為發想，經由師生與藝術家的價值取決，使司令台這樣的生活儀式空間，化身為保存歷屆畢業生記憶的「時空膠囊」，藝術家與參與師生﹑設置完成後的歷屆畢業生，許下了六年後再見的約定，更讓原本微薄經費的小設置案，產生無限的友誼與難忘的生活經驗與記憶。
一所偏遠山區的社區小學－苗栗大南國小，亦是藉由921大地震後的校舍重建，在社區中引發了在地美學與環境價值的省思，他們思考的，並不僅於建築工程本身的完成，更在於一種社區新環境價值的重建，對於公共藝術設置的程序要求，他們或許一無所知，因此自然也非僅在於滿足或回應一個狹義的文化藝術政策；他們沒有藝術家的幫助﹑沒有充裕的經費﹑沒有高瞻遠矚的大計畫，只有ㄧ位來自城市的老師帶領著學生，由學生帶動著社區居民，懷抱著一個小小夢想：建造出一個美美的上課環境。於是，由一道磚牆開始，由老師﹑學生與家長一起，不知歷經了多少個日夜，亦不知經歷過多少大大小小的雙手，隨著一學期一學期的迎來送往，終於累積出一個屬於他們的美麗校園。
這些城鄉中的小案例，便在這樣的思維下，默默地在地方上寫下一段段屬於自己的故事。相較於“大卡司大製作”的作品，這些散佈於各鄉鎮的小小作品，雖不盡雍容高雅，但卻那樣真實地深感人心，也為自己與左鄰右舍開創出一處“屬於我們”的地方情感。
需要思考的應在於整體規劃的未來願景，而非強調個案之單一美學
在目前各縣市均缺乏「整體環境規劃」的機制下，無論作品美學品質之優劣，其個別的設置型態，對於環境本身能引發之效能仍是有限，畢竟，靜態且固定之視覺藝術，多僅在於環境視覺的提供，但是否能在公共藝術政策中，去引發公眾的環境議題，無論是論及公共藝術之再發展，或是檢討公共藝術之公共性成效，其對於未來環境的影響力與可被創造出的價值，均顯得十分有限。
整體環境的思維，並非僅在於口號式的陳述，目前的法令早在立法之初便具備這樣的宏觀性，由《公共藝術設置辦法》第五條第四項所述：「整體規劃並檢討轄內公共藝術之設置。」便說明了這樣應有的審議機制；要訂立原則，自然便應有配套的輔導機制，於是，對於經常是生手的興辦機關而言，其第六條也提出：「提供設置個案之專業諮詢與輔導。」因此，專業的介入不應在於紙上談兵，而在於身體力行的社會服務，方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機制，但始終存在的問題是：絕大多數的審議專業，僅願享有法令所賦予的權限，而不願熱衷於相伴而生之「義務」。因此，怎樣回歸設置執行與審議本質，應是未來公共藝術在發展上需要靜思的，需要期勉與要求的，更應在於此領域中的專家學者，而非僅在於個案之興辦及創作成果的檢視。
總體的思維並非僅在於學術面向的理想論述，如：台北縣之公共藝術政策，由重新檢討轄內的設置狀況，來形成總體規劃的基礎，並計畫結合社造觀點，來重新研擬民眾參與機制的可能性，如：轄內正執行中之「安康高中」與「三和國中」為例，兩校藉由暑假作業與課程規劃來引發師生對於公共藝術的瞭解，其最終的計畫目標，在於能成立縣內第一批公共藝術導覽志工隊。對於未來可能擔任志工的師生或民眾心中，他們的願景絕非僅在於協助政府推動公共藝術政策，而是企圖推動一份更廣域的環境關懷，公共藝術，只是一個引發熱忱的媒介。（原文刊載於公共藝術簡訊80期，2007.11）
1.-6.宜蘭縣頭城國中之公共藝術『源』，視覺藝術物本身僅藉由在地符號來表達一靜態的地域人文議題，但其公共性的精彩之處，是由設置機會開始引發出學習的興趣，甚至在設置完成後，持續著引發出一段段欲罷不能的學習動力。設置完成後，師生仍持續課程，開始自我嘗試製作，繼續推出校園公共藝術“續集”。（圖2-6均為頭城國中提供）
7.-9.設置經費僅三十餘萬之台南縣歡雅國小公共藝術，藝術家與師生共同決定出這處日常的校園儀式空間，計畫著共同攜手建造出一處“美美”的司令台，設置完成後，歷屆畢業生與藝術家有個約定：六年後，大家相約再回到這裡，一起打開司令台旁的“潘朵拉的盒子”。
10.-13.苗栗大南國小的校園公共藝術，是藉由校舍重建工程的過程，在沒有經費，沒有藝術家與專家學者的介入輔導，沒有興辦程序，也不受於法令規範的情況下，一個由老師引領學生，由學生帶動社區居民，經由大大小小的雙手所逐日完成的校園美學。當幾年後，歷屆畢業生回到這當年攜手製作的校園環境，看著昔日留下的掌印與此時的手掌，不僅赫然發覺自己的成長與變化，也憶起那段屬於“他們”的生活記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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