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共藝術 的愛情經濟學

前言

「公共藝術」與「藝術」的最大差異，便在對於公共性的要求：「藝術」可以保持著自我的純粹性，在內容上，所需要的是一種藝術“專業”領域上思維與感知上的認同；公共藝術，相對於藝術的純粹性，則是一種具備公眾服務性的複雜過程。這樣的服務性，不僅超越了單純的「藝術創作」與「藝術欣賞」間的互動關係，同時也包含了各種多元可能的公共議題介入。

公共性的不足源於對於公共藝術概念上的缺乏

公共藝術，常在《公共藝術設置辦法》的概念下，被定義為專業領域，且這樣的專業領域，幾乎已被歸納入「藝術」專業的範疇。但若回歸公共性而論，公共藝術的主軸在於“公眾”族群與“公共”環境間的自我表述，“專業”應僅止於服務諮詢之指導而非主導。公共藝術所論述的並非是單一的美學價值，其背後更須省思諸如公共安全、管理維護性等理性問題。但在現況上，公眾為何總居於被動？其意見總被列為參考意見？這些問題均導因於：公眾長期缺乏參與的機會與被教育的機制，於是在一無所知的狀況下自然地遠離公共藝術，而間接地形成專家領域長期雄據的現象。

長期以來，在個案中對於公共性的操作，“作品票選”、“問卷調查”，或是學童“協力製作”等型態已是耳熟能詳的戲碼。在執行上常遭遇的問題是：設置單位面對法令規範下的「民眾參與」常是不知所措，導致設置計畫流於相互抄襲仿效，形成“民眾參與”僅在於行政程序的滿足。若追溯原因，多是依法所成立之執行小組，常未發揮專業的主導權，動口發言卻不曾動手協助，協助上僅止於資料文件的審理，多缺乏專業者必需具備的創意與熱忱。而評選機制常偏向於藝術視覺美學的喜惡，但往往在炫麗的提案之後，其成效往往不如預期；於審議作業上，更因未能親訪各案現況而缺乏對於基地的瞭解，無法提供兼顧執行與理想間的客觀意見。以其高階的審議機制，卻僅能低階地發揮紙上作業審查功能，反而漠視了城鄉環境藝術的總體思考。

有限的專業資源與無限的公共藝術再發展，短暫性的教育機制與長遠性的公眾教育機制

    綜觀台灣各縣市的現況，公共藝術領域中所謂之專家學者，具優質執行經驗或企畫概念者並非多數，但每年數十乃至數百件之設置個案中，由執行至評選所需耗用之專家學者人數，乃至縣市政府之審議委員會，在現行三級三審機制下所需循環之專家學者，顯然在供需之間難以達到平衡關係。這樣優劣難以均質的專業水平與有限的專業人力資源，不僅決定著各地個案的成敗，且更因人才短缺而演化為“職業化”趨勢的發展下，更暴露出因專業教育機制的缺乏，而產生專業人才資源匱乏的問題。因此在檢討公共藝術教育機制有欠完善的同時，常態性的專業人才養成更應是政策主軸。回歸至公共藝術的本質而論，自然必須論述著藝術創作與公眾環境議題兩者，在內容上所講求的是公眾的介入與公共議題的達成，這些訴求不僅不應侷限於少數之專家學者。論及永續發展，專家學者更須持續培養，以維持專家資源的普及性。因此，公共藝術教育，更應是公共藝術再發展的首要課題。

但在現行的教育機制上，目前僅偏重於由文建會每年主辦，以即將設置公共藝術承辦單位為主的講習活動，與學術交流性質的研討會為主，間或於各地方政府零星地舉辦研習活動。其功效不僅多狹域於公部門與學界，且在耗用大量的資源下，多僅能服務著因設置所需的短期性教育或學術交流。然而，對於設置單位而言，隨著設置的完成、人員的替換，常促使這樣的教育機制無法在經驗與知識上，有所累積與承傳。因此，教育機制，在對象的訴求上應否走出公部門領域而擴展至社區公眾，在時間上，是否應擺脫定期性而邁向公眾生活所及的常態性，應是在檢討現行教育機制上可以再思考的議題。

由上而下的法令規範，促使公共藝術因缺乏主動而遠離公眾；由下而上的主動需求，將由價值認同帶動環境美學特質。

公共藝術之於環境，僅是催化環境美學發展的手段之一，之於公眾而言，亦在於以藝術為介質，企圖在生活環境中，由公眾活動的引發來帶動公眾議題。其目的在於觸發出公眾互動行為，而非僅在於個別的藝術創作行為。然而發展至今，公共藝術政策始終是源於法令而設置，以這樣由上而下的被動性機制，無論公部門抑或公眾，之所以被動或無知，也在於缺乏一種對於公共藝術之於環境美學概念，因缺乏環境美學知識的普及化而導致價值觀的失落，這是現況中公共藝術問題的本源。

因此，以長遠發展觀點的基礎性教育機制建立，應是當前推動公共藝術所迫切之事。由基礎教育的推動，帶動常態性的教育機制，方能促使公眾得以落實其參與性，參與性的深化，方得以落實公共性的本質。教育，必須是一種永續的思維，所以在內容上，並非僅論及單一的公共藝術，而應是廣義的環境文化與美學概念，在人的層面，亦非僅侷限於因設置需求而被教育的被動對象，而應由基本教育的觀念養成開始做起。就長遠的觀點而論，公共藝術應是總體環境的一小部份而非全部，環境美學的再發展，更可以其進步的成果提供更為豐富的生活美學教育，於生活中無形地形成一種教育機制，兩者相輔相成，方能落實公眾美學的永續發展。（原文刊載於Dialogue雜誌，2006.9）

台北縣侯硐國小依法所設置之公共藝術，於西方教育環境觀念的的建築計畫中，以表現地方特質的遊具形態被整合呈現。學童於遊戲中由接觸﹑體驗進而學習關於在地文化與藝術創作的課題。

位於台南新化主要街道之街燈，雖非為法令規範下之公共藝術設置，但卻經由鄉民票選出具在地性之共同價值（吉祥物-蟋蟀），過程上由公眾參與機制的推動來催生創作型態，再設置於公共空間之中。這亦是藉由公眾議題，於無形中帶領出社會教育的功能。

台南新化-極限運動公園，在於以建築美學的觀點，於環境中去產生生活教育的功能。以建築藝術來成就環境藝術，以環境美學的優質化發展，於生活中成為藝術教育的一環。

位於高雄兒童美術館旁之街道空間，遊具可以是一種藝術，藝術亦可以成為另類的藝術教材。創作本身在於反映出親子間的珍貴性，來表達兒童藝術教育場域的主題。

台北藝術大學-以環境藝術的方式，於校園生活中來產生環境美學與藝術教育環境的課題。

台北內湖之達人女中，校門意象不僅在於表達學校人文特質，建築本身也成為環境教育的一環。向周遭環境中提供出一優質的美學教育機會。

公共藝術政策逐漸轉化為由下而上﹑由私部門來帶動公部門的發展，公共藝術並非限於法令而發生，而是在於環境認同而願意主動參與（圖片提供：琉璃工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