短暫與長久-時間觀點的文化與公共性
時間，並非僅止於計時器的數字，舉凡自然中的落葉、老樹、日月輪迴，或是環境演化中的生活記憶物件，均隱含著時間的痕跡；文化，乃是地域與人文於時間軸上演化過程的累積。因此，就地域環境的發展觀點而論，在環境構成內容中的建築、景觀﹑當代論述之公共藝術，乃至複雜的環境設施，時間的發生，均非僅止於某段特定的過程，而是在過程中，集聚著不同的人文與環境變遷，所記錄出的一段段成果而成為文化。正因人的活動行為發生與環境事件的彼此互動，文化本身亦意涵著另一種公共性的體現，對於環境地域文化的論述，其公共性與公眾的相互構成，更能刻畫出隱藏於公共性中的時間意涵。
過去的生活事件累積為當代的歷史文化，相對地，當代生活的環境生成，亦將於未來成為文化的一環。無論文化的地域性，藝術與建築，一直都是環境與人文論述的重要內容，因此當論及文化的文本，兩者均在不同的時間節點中，實質地紀錄著環境人文演化的種種，藝術與建築環境的共同思維，亦足以成就地域文化的特質，這此觀點，於歐洲諸多城市史料中亦早已得到驗證。因此，對於已普及於當代城鄉之公共藝術，自然非僅能就藝術本身來單一論述，在公共藝術的論述中，藝術本身在公眾環境中已超脫創作的純粹性，而必須化身於環境，於未來記錄下此刻人文發展的過程。
時間觀點下的環境生成，可以其臨時性而僅發生於特定時期，也可以是一段長久的公共性展演
建築於環境的生成，不應僅止於機能物用的淺層觀點，建築形體碩大，如同城市空間中的巨型雕塑，於是建築的個體可以成為環境視覺藝術的元素，而建築的集合，更可詮釋當地獨特的人文特質。因此，建築與其群體的構成，無論就其建築個體本身或集合為城市空間，本應是環境藝術的主軸。然而建築藝術之所以難成為環境藝術，問題便在於建築美學的薄弱，設計僅在於一種物用的滿足，再加上都市設計政策與都市審議機制的低能化，更加重建築與藝術之於環境構成的畸形發展。依據《公共藝術設置辦法》第9 條：「公有建築物應設置公共藝術，美化建築物及環境，且其價值不得少於該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一。」由這樣的條文內容即可獲得映證：公共藝術設置的需求，是源於「建築」於環境中的美學價值上的缺乏，而促使藝術必須以修補者的角色來挽救環境美學的不足；且在“1％”下的等量化思考，卻也漠視了對於不同地域中，在環境美學訴求上的差異性。
對於藝術與公眾的關係，無論公眾性藝術或法令規範下的公共藝術，其公共性的內容由字義或實質面上，均反映著時間與環境價值的問題，在法令的公共藝術下，所謂的民眾參與過程，往往僅止於一定時期與特定的公眾，而隨著藝術設置的完成，公共性也多宣告終止，實存下來的仍是實體於環境中的視覺感受。於是勉為其難的民眾問卷調查或票選，似乎僅在於行政程序的滿足，即便安排公眾參與製作，亦僅對當時的參與者具有公共性的意義，換言之，法令規範下的公共藝術，僅在乎曾經擁有而非長久的公共。
再就建築與公眾的關係而論，建築形體如同創作般被設計者獨享，公眾僅能被動接受最終的結果，於是就公眾美學價值的美與醜而論，往往是“專業者”獨斷了一切：「一齣難看的戲劇演完了就結束了，但一棟難看的建築卻要醜上好幾年甚至幾十年！」林懷民曾深嘆著建築美學於環境中的薄弱，常造成負面的生活環境經驗，不僅建築環境如此，公共藝術的成敗在於公眾亦有同樣的感受。多數的建築與其環境，也常被視為一種「工程」，在普羅公眾的觀點中，建築物等義於道路橋樑這類的土木設施，長期以來均被視為一種僅具機能性的環境設施，往往在完成後，因為感覺醜陋或缺乏人文氣息，僅能消極地以“藝術的方式”，去彌補這些工程被存在於環境後所產生的後遺症。因此，法令規範下的公共藝術，往往就是這種對於環境視覺傷害的“彌補”的工具，或成為殘餘空間的“填充”物。
時間觀點下的藝術、建築，同樣可以是一段人文記錄的文本
藝術可以其創作的思維，來記錄人文於時間軸上的發展歷程，建築本身亦同樣地可以其設計，來賦予形體一種環境人文與時間的關係。因此，若以環境藝術的觀點而論，無論公共藝術或是建築，不僅均融合“設計”與“創作”的人文構成，同時也在於建構出環境的新美學觀。
以往對於環境的觀點，總取決於物用功能的時間長短，於是臨時性的建築或設施，總與具永久性的建築有著不同向度的思維，這樣積非成是的作法使許多臨時性的環境設施，更常以醜陋的型態來強迫公眾忍受。諸如臨時性的安全圍籬便是被歸類於工程設施：安全圍籬本在保障工程施作過程中的環境安全，但其醜陋且冷漠的樣貌，往往在一段不算短的時間中，為生活環境中製造出更多負面的視覺經驗，這樣的現象，自然是長久以來將營建過程與設計被分開思考的結果。
若建築學所論述的是環境的內涵，則對於一份環境的關懷，本應自設計發想乃至建築完成後均有著深遠的思考，而非僅考量成果。設計的發生並非僅止於結果，而是由需求的產生引發設計的過程，再由設計的結論引導工程的完成。意即：建築由初始的設計行為至營建過程，乃至完成後的結果，均應在環境人文上被整體思考。就這樣的觀點而論，本僅用以滿足環境安全需求而設置的工地圍籬，本應是建築與設計的一部份，設計化或藝術觀點的圍籬，並非如英雄般的革命性創見，而應被視為建築學論述的回歸。這些具環境關懷的環境設施，其實也如同當代公共藝術所論述出的臨時性藝術物件一樣，在乎的是曾經存在的這段過程，而非是長期“佔領”的設置觀點。（原文刊登於Dialogue雜誌，2006.7）
就一般的環境藝術思維而論，創作的內容足以表現出時間觀點的文化公共性。（台東-布農族文教園區）
法令規範下的公共藝術，無論由常態的作品意見調查或問卷，乃至以社區營造的方式，
均僅能於特定時期產生短暫的公共性論述。（台北-第二屆公共藝術節-迪化污水處理廠設置）
以藝術結合設計的型構概念，應是對於街道環境設施在構成上的思潮主流。（台北-中山北路四段地下道/王為河）
當代的素材﹑型構方式對比著昔日的壁面藝術裝置，
巧妙將鄰近已具生活記憶的老樹﹑寺廟及早期的環境藝術融合為一，
以表現出時間觀點的環境議題。（水牛圖/顏水龍）
近年來的公共藝術設置案，常以非固定的﹑短暫性的藝術裝置，
來彰顯法令對於長久設置訴求的不適切性。（第一屆公共藝術節-台北市內湖污水處理廠設置案）
以複層牆的手法所構成的安全圍籬，在於藉由藝術的介入，
來維持施工期間仍應維持的環境美學議題。（高雄-兒童美術館）
採幾米的創作成為安全圍籬的彩繪圖騰，
主要在於以符合當代生活美學的藝術語言，降低工程期間對於環境美學的衝擊性。
（高雄-中山路捷運工地）
傳統記憶的“竹籬笆”，藉由當代美學思維下的“編織”手法，
以裝置藝術的型態來陳述出環境美學議題。（台北-華山文化園區）
由小盆栽所構成的植披牆融合裝置藝術構成圍籬，
不僅軟化施工期間對於環境產生的衝擊，同時也在於提供另類的環境藝術議題。
（台中-「心臻邸」建築之工地圍籬）
以系統化概念將模版組成安全圍籬，並輔以綠色植栽來軟性區隔與人行動線間之安全距離。
黃聲遠認為圍籬不僅是設計內容之一，且也是整體建築行為的一部份。
（宜蘭車站站前丟丟銅計劃 / 宜蘭縣文化局第二館區）
留言列表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