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共藝術 的愛情經濟學

法令定義下的公共藝術，已實質缺乏普世價值的公共性意涵

    在台灣，「公共藝術」這個名詞源於《文化藝術獎助條例》，依其第九條條文內容，大致可歸納出幾個關鍵點：（1）公共藝術與公有建築的直接關連性（設置場所與經費來源），（2）設置的型態限於平面或立體之藝術品及利用各種技法、媒材製作之藝術創作。前者狹域化了公共性的場域論述；後者則顯現了一種法令與時代價值間的落差。

無論都會或鄉鎮區，新建之公有建築，僅佔常民生活環境的極少數比例，且其功能與公眾生活間亦較缺乏關連性，又多數公有建築的公共藝術設置案例中，常受限於建築基地範圍與法令規範，導致設置地點與需求均被單一化思考，這樣僵化的設置訴求，在過去曾經備受撻伐；居於多數的私領域或舊公有建築，反而因在法令規範之外而難以總體關照，使其場域的公眾性更加難以論述。

公共藝術的設置需求與價值觀，隨著十餘年的發展而持續演化，作品形式由過去大量的雕塑、美術逐漸擴展為裝置藝術，甚至亦可能是環境設計、CI設計或社區活動等等。這樣的演化結果相對於現有法令，體現出公共藝術所論述的公共性，應在於一種公共“事件”的引發，而非僅是設置於公共場域中的藝術品而已。

由昔日單純關照視覺藝術的立法初衷，至今日複雜且多元的環境論述

隨著時代的演化，材料與技術走向多元，邀集公眾參與的策略，也朝向多面向的發展，近年來，公共藝術不僅在型態上逐漸突破了靜態的視覺藝術，同時也藉由材料與科技的多樣性，將原本的靜態物件於環境中帶動出變化性。這樣的演化，也促使公共藝術在環境中的物用價值開始有所改變。企畫者試著去改變長久設置的思維，轉而嘗試臨時性的藝術裝置或是表演藝術，不僅改變了藝術品概念中的「恆長性」及「具體性」，也更致力以其他的方式，去探討不同價值思考的生活藝術可能性，甚至也嘗試引入如社區總體營造等建築學觀點，或是以環境改造、街道家具等硬體設施，來定義“公共”的多元可能性。前者不僅明顯背離了法令以「視覺藝術」為主的觀點，及五年不能變動的限制，且更加模糊了公共藝術對於「環境美化」的原始初衷；而後者更以「設計」突破了原本法令定義中藝術“創作”的範疇。

藝術設置由發想至完成的過程中，基於對公眾環境安全的重視，藝術創作者必須輔以各式工程技術來滿足安全性的訴求。於是，藝術“創作”被迫加入“設計”及工程“技術”的成分，導致藝術“創作者”往往類似於一個環境“設計者”，進而肩負起「環境改革者」的角色，而讓藝術本身難再保持原本的純粹性。

藝術家，介於多數但居弱勢的公眾與少數卻強勢的專家學者之間

公共性之於公共藝術，重在設置前後均能實質地提供各式的公眾經驗，不僅在於單一方式或特定時期的“參與”，而應同時涵括環境安全與地區風貌價值等公眾性議題；在地性，則關乎藝術之於環境的場所精神，這也促使藝術創作不再僅止於個人意志，除需成為一種服務人文的工具外，藝術物件同時也需融入地域環境，為地區的環境風格產生代言的作用。 

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，「公共性」幾乎同義於「民眾參與」，形式上的作品票選成為多數個案應付法令的手段，近年來所欲呈現的公眾“參與”更是包羅萬象。表象上，公共藝術的多元發展思維，是源於公共性對於藝術創作的影響，但實質上卻常僅是企畫者的創意，這樣的創意不一定關乎於公眾的自發性訴求，卻一再考驗著創作者如何滿足企畫者的本領。但無論公共藝術的型態如何發展，藝術設置對於公眾領域的回饋，多僅在設置前後某段時期曇花一現，終究無法貫徹。這些所謂的企畫者自然是法令規定下的專家學者，公共性長年來之所以難以落實，關鍵便源自於專家學者的專斷，公眾始終因無知而處於被動，僅能在公部門與法令、創作者與專家學者間，單方面接受所謂藝術“專業”的擺佈，由創作至設置的過程乃至結果，在整體構成上，公眾似乎成為被消費的資源。

公共與藝術，難以於公共藝術領域之中自成主體，公共藝術應回歸到公眾本身。

藝術家姜憲明曾點出藝術之於公共藝術領域的問題：藝術原本應該是一種純粹，但太多公共性的複雜訴求，迫使藝術家無法再回歸到創作的純粹。這樣的論點也可能引發兩個極端的思維：藝術創作者是否願意放棄自我的創作信仰而投向設計領域？或是公共藝術應捨其公共性訴求，重返原本藝術的本質，而促使藝術回到僅在於一種供公眾欣賞的原始價值？前者反映出當代對公共藝術之於環境的期待與價值思維；後者則回歸到立法當時關照藝術創作的初衷。於是不論就公共藝術之於藝術性或是公共性，在現行體制下均形成難以兩全的窘境。

公共藝術型態的廣域發展，不僅超越藝術創作的純粹性，也延伸至更廣域的泛設計領域，但這並非僅是泛藝術或泛設計領域市場歸屬的辯證問題，而是意味著公眾性議題逐漸朝向廣義的趨勢。畢竟藝術的特質本在於創作的純粹，而設計旨在對於問題提供解決之對策；而公共也應實質訴諸於公眾本身。隨著知識與經驗的建構與累積，公眾本身遲早將由被動轉為主動，未來的公共藝術，將落實於以人、事件與場所三方的相輔相成，回歸到公眾本身的自省與自我訴求，而無論設計或藝術，都會成為一種以公眾為主體的服務行為，化身為一種公眾環境事件的代名詞。（原文刊登於公共藝術簡訊71期,2006.6）

（宜蘭縣士敏國小提供）

宜蘭蘇澳士敏國小之「蝶舞飛揚」將木屐轉置為蝴蝶，來強化白米社區之在地性，

必取其自然環境的特質，轉化為與小學生易為親近的圖案語言。

第二屆公共藝術節-迪化污水處理廠。

南港軟體園區-公共藝術（莊普-有逗點句點的風景）

南港軟體園區公共藝術開幕,以視覺藝術結合表演藝術呈現。 

第二屆公共藝術節-迪化污水處理廠。

迪化污水處理廠公共藝術物件之一，以改善就有天橋而成為社區環境之新活動景點。

台北市南湖高中可能是最早以班級門牌作為公共藝術物件的案例（CIS-躍動種子）。

近年來，隨著執行小組的創意生成，公共藝術由視覺藝術逐漸擴展至表演藝術、社區總體營造等活動，或如街道家具、識別系統等環境設施，但型態的多元性並非直接等同於公共論述的永續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