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共藝術的未來性-「後公共藝術」時代的崛起 @ 公共藝術的愛情經濟學

新頒佈的公共藝術設置辦法，對於台灣公共藝術在操作面的影響，大致有幾個討論的議題：以建築本身來成為一種新的公共藝術類型﹑由公共藝術“設置”擴大為公共藝術設置“計畫”﹑小額個案的自主化﹑縣市審議與個案執行間，專家學者權力與義務的消長，及明確規範藝術家的創作費下限等。整體公共藝術環境，隨著新法令的導引，逐漸激發出諸多有異於以往的操作經驗與藝術型態。

當“建築”可以成為一種新公共藝術類型。

建築，無論東西方文化，於工藝﹑技術與裝飾藝術面向，均與文化統合為應用藝術的一種類型；建築，對比於公共藝術之公共性﹑藝術性及技術性，兩者均意涵著諸多同質與異質屬性，且就建築學的觀點而論，建築設計，本在於活動行為的機能創新﹑營建技術的創新﹑進而由個體聯結為群組的城市環境美學的創新。

台灣以百分比藝術的操作模式，始終將“建築物”與“藝術品”劃分著明顯的區隔性：在過去一段時間，常是如何將藝術物件“加”到建築基地環境的作為，隨後又逆轉為“減”法的思考價值，然而，狹域於基地面的加減法設置概念，反漠視了以藝術文化強化城鄉特色的本質思考。

對於建築如何成為一種公共藝術類型的議題，法令觀點下的建築藝術，在於著重地標性的重大建築，但就城市環境的觀點而論，諸多小規模的地方性建築，或較大尺度的環境物件，其普及性與技術面的複雜度，或較地標建築更具備廣域的城市美學效益且單純。再就建築相應於城市的表情而論，建築立面本身或其構成的元素，較以藝術品附加於牆面的型態，應更具美學強度。因此，對於建築藝術的思考，可以是建築體的全部，亦可以構成元素，來做為一種泛屬公眾的藝術詮釋。

由公共藝術“設置”到“計畫”的思維演化，創新，將是未來公共藝術的再發展動能。

過去的設置理念多以徵選方式，來成為一種“採購”藝術品的“消費”模式，目的在於“美化環境”，需要省思的則是：既是新建的環境，為何需要美化？100％的環境的美學，又怎寄望於1％預算的藝術之上？長期以來，公共藝術挾以法令硬性規範，專家學者挾以專業霸權凌駕於公眾的假公共現象，促使公共藝術成為政府﹑創作專業者與學術領域界之間的遊戲，同時也將公共藝術窄化為視覺藝術的類型。

『公共藝術設置計畫，指辦理藝術創作、策展、民眾參與、教育推廣、管理維護及其他相關事宜之方案。』

就新修正的法令觀點，公共藝術設置，在型態上已逐漸由“藝術品”的設置概念，朝向更多元的“計畫型”思維。在設置面向上，也由窄域的基地觀點，擴展至多元面向的複合性環境論述；原本的視覺藝術型態，亦可能轉為藝術教育﹑藝術活動等行為屬性的類型；在計畫的內容上，也可能統合著硬體與軟體的藝術創作模式；在組織上亦可能由單一的藝術家創作，推演至總合著視覺藝術﹑藝術教育及社區營造等異質結合的專業企畫型態；創作上，專業﹑創作者可退居於幕後，而轉化為輔助非專業族群的集體創作模式，在人的屬性上，無論創作或專家學者類別，建築、藝術、視覺設計…等日益多元的不同知識領域介入，也將更促使公共藝術如何藉由創新的思維與操作模式，去激發出更多樣性的論述觀點。

以當今所倡導的藝術介入空間概念，“計畫型”的公共藝術計畫，在內容上均得以藉由教育﹑活動﹑積極參與，甚至主動介入既有作品的管理維護去產生認養行為，這樣的發展，不僅深化了原本的視覺藝術意涵，且更促使公共藝術再發展上更具永續性。

公共藝術與其專業﹑法令的退場機制，將可能成為更廣域的環境美學契機。由消費到生產的價值再造，更能以創意經濟思維來帶動出環境經營思維。

目前台灣尚未設立公共藝術學之學術或研究機構，因此論及所謂之“專家學者”，實有諸多爭議之處；在制度上，在專業養成與考核機制均尚未建立的現況下，專家學者，僅是由人的行政權力或主觀價值，去定義出另一群人專業權力的作為；公共藝術亦非為專門技術，故在公共藝術領域中現行的各專業類別，均非歸屬於專門技術類別，因此，在現行體制面上，所謂之公共藝術“專家學者”是被質疑的。反思公共藝術的完成，是否需要藉由這樣的專業來主導？專家學者的角色，應否在於輔助個案的需求，就其學術﹑經驗本位，以諮詢者的位階，轉為輔助個案完成的服務角色？這些都是在專業定位上需要省思的。

現行的三十萬元以下小額個案，將設置計畫的操作主體回歸到興辦機關本身，在非專家學者主導之下，興辦機關得以自由思考與發展的模式，反提供出更親和性與合乎實際需要的興辦成效。或許未見前瞻性的觀點與令人驚豔的企畫創意，但卻更合乎人事地在訴求上的滿足。在不需執行小組主導與不需承受審議會干擾下，主動性的美學教育機制﹑以公共藝術帶動藝術觀光旅行活動的計劃。對比著由專家學者或文化部門的“專業”教育推廣機制，或是要求公眾配合演出的展覽﹑師生參與活動等行為，反而激發出更大的公共性能量與成效。“專業”的執行模式對比著自主性的操作方式，已宣告出公共藝術在操作上，將逐步經由複雜的專業主導型態逐漸簡化，進而發展由興辦機關與公眾主導，專業退居於輔導的型態。

長期以來“依法”設置的公共藝術概念，多在於被動地消化藝術經費，公共藝術設置，僅在於一種消費行為的完成。十餘年來十多億的經費，對比於興辦機關的價值認同，或對照於公眾對於公共藝術的認知，台灣的公共藝術，並不合乎本益比的經濟觀點。面對未來，需要思考的，並非在於法令如何修正，法令的存在，始終侷限著公共藝術範疇的思維，法令的消滅，或能突破既有的操作思維，而轉換為生產價值建構的思維模式。環境美學的價值再造，並非冀望於單一的公共藝術，面對未來，應在於以文化藝術之創意經濟，去論述產能提升面向的對策。在全球化觀點的思潮下，城市競爭將是未來的課題，因此如何以“面”的創造力強化取代“點”的創作力，來轉化成為藝術文化產業的新競爭優勢，應是促使公共藝術深度發展的重要議題。（原文刊載於公共藝術簡訊，2009.7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