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共藝術百分比機制與美學經濟的未來學 @ 公共藝術的愛情經濟學

台灣公共藝術的流變與發展

台灣引入公共藝術百分比政策至今，由過去以視覺藝術物件為主體，輔以公眾參與的模式，發展至近年逐漸總合著教育﹑表演﹑展覽﹑集體創作﹑文創等多元內容的新類型；隨著法令程序的簡化，三十萬以下的小額個案，多朝向結合教育活動的操作型態，以其創意，彰顯出地方人文特色的主題。藝術物件的類型，也由靜態的視覺，藉由科技材料與技術，而不斷推陳出諸多動態的視覺呈現與互動方式；在公共藝術的操作概念上，也逐漸由作品設置（Artistic work establishment）轉換為公共藝術計畫（public art project）。在過去這段發展歷程中，雖有著獨具特色且豐富的成果，但也蘊藏著諸多發展面向的問題。

公共藝術在教育推廣上的現在進行式

在教育推廣機制上，為指導興辦機關瞭解相關程序，每年定期由中央﹑地方政府舉辦講習活動，對於參與講習的對象而言，參與的意義多僅為任內一次辦理的設置案，但隨著部門主管與承辦人員的常態異動，往往在經驗傳承上多有斷層，而缺乏實質意義；在興辦機制與過程中，主導權偏重的專家學者，在缺乏專業訓練與經驗交流機制下，良莠不一的專業經驗與道德，也影響著個案品質的優劣；跟隨著公共建設基地與經費規模的機制，不僅形成零星且分散的設置型態；更隨著興辦機關屬性，其開放性不一，觀賞族群也多受侷限，而弱化了應有的公眾普及性；縣市政府文化部門近年來大力推廣公共藝術導覽活動，在政策與專家觀點導引下的閱讀模式，更在公眾層面狹隘化了應有的環境美學閱讀與觀賞的廣度。

依法辦理的消極性設置機制，專家學者的個案執行與審議的價值導向，缺乏整體思考的概念與相關配套政策，侷限於個案思考更形成資源分散的設置成效。種種負面因子，都導致公共藝術難以成為推動美學經濟的軟實力。跟隨著公有建築而定的1％藝術經費，常在偏低的經費下，促使台灣各地多存在著許多小額設置案；隨著國際城市競爭下，而熱絡發展起來的各種新興城市文化節慶，在少數擁有較高經費的個案，也逐漸朝向以藝術計畫的方式操作，因此，台灣的公共藝術，常呈現著極小化與極大化的極端現象。

公共建設資源過於集中都會區域，相對於財政匱乏的縣市，公共藝術在都會與城鄉中，更形成專業資源與經費無法均衡與平權，往往呈現出「質」與「量」上的嚴重失衡現象，由官方統計數據中，更直接顯現出台灣公共藝術在機制上，實存著嚴重城鄉差距的結構性問題。隨著未來五都的改制，可以預期的，是在更多且更大規模的大都會建設需求下，更將稀釋化地方城鎮的公共藝術資源。

區域型的城市美學活動計劃，在尺度規模上雖非個人或地方性團體所容易為之，多元複合的專業整合與操作執行自然有其必要性，區域型的整體規劃概念，也較為符合未來再發展的新趨勢。然而多數具地方性觀點的小額個案，或以社造型態構成的公眾集體創作，並不盡然需侷限於絕對的專業主導，公共藝術的專業訴求，更在於輔助與實質協助的幕後角色。

關於公共藝術的未來學

未來學(Futures Studies)的概念，最早出現在1907年由吉爾費蘭(S. C. Gilfillan)對於人類未來性研究所提出的新名詞「Mellontology」；義大利詩人﹑劇作家，同時也是20世紀初帶動未來主義運動者的菲利波·托馬索·馬里內蒂（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），也在1909年發表了《未來主義宣言》；1943年，Ossip K. Flechtheim首度以「Futurology」這個名詞提出對「未來學」的廣泛詮釋與定義。未來學由初期的軍事﹑科技運用，逐漸擴張至更廣域的人文範疇，相較於一般知識領域，未來學可以是一種關於創新的研究方法，也可以是一種將抽象性的創新性具體化的研究領域。近年在台灣長期研究未來學的陳瑞貴認為：「未來」(future) 就是所有潛在的或可能的現在」。[1]

過去的技術與經驗累積，均為一種不斷向前推演與再成長的必要歷程，也將成為了對於未來論及再創新的能量。就科技觀點而論，當材料本身逐漸成為一種藝術元素，而得以成為一種美學型態的方式來呈現時，也意味著藉由創作力，提升且再定義出物質本身在價值上的向上力；材料技術的創新，也間接地激發藝術構成的創新思維。因此，創造力的多向性擴張，不僅對於傳統類型的藝術創作，觸發改革性的動力，同時也將在設置操作上，由個別轉化為群體分工與合作的創作型態。因此在論及未來性上，講求的創意發想與技術專業的統合；整合規劃與專業策展的團隊型態，這些發展趨勢都呈現出：跨地域性﹑人力資源的整合與技術的統合度，以其共創性的特質，於全球城市社群中，各自擴張出個別的城市美學力。

公共藝術，實已成為全球性的城市社群議題，在型態與概念上，多已不僅於單一的視覺藝術論述；藉由更廣域的專業資源集聚與統合﹑建築美學與地景構成的型態，推演出以城市為主體的美學觀，藉由區域性的城市社群創新觀點，來建構出新的城市圖像，與創建出城市再發展的未來性。在全球化趨勢中，城市社群也在於各以其美學軟實力，來擴張出實質的經濟效益，創意性的產業發展，將成為另一股經濟發展的能源。深層的在地文化性論述，除了傳統文化資產的價值體系之外，公共藝術也可以形成一種文化創新思維的締造方式。

公共藝術，正是藉由不斷地創意再生成過程，在不同的城市美學建構過程中累積著城市經濟效益的能量。於是，公共藝術也將隨著時代的演繹過程，而逐漸變換著既有的存在模式﹑價值與名詞的再定義性。因此，論及城市美學的擴散性（diffusion of innovation），並非僅在於公共藝術形態的創作性創新，更在於講求物質運用的創新﹑自我與群我關係的創新﹑個別與統合的思維創新﹑環境物件與城市整體的統合創新，及地方性與全球化之城市觀點的創新性。

隨著當代交通運輸與資訊傳播的快速性特質，城市全球化，勢必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。在這樣的趨勢演繹下，如何創新出一種在地性特質與無可取代的文化性，不僅將成為另一種城市於國際社群的標示方式，同時也因為地域性的多樣特質，與在不斷追新過程中，優質化的能量累積，而成為號召全球相關人才資源的引力。「在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發展趨勢之下，城市群聚（urban cluster）效應將促使地方治理逐漸取代國家機構成為全球治理的主體之一」[2]。因此，論及公共藝術再發展上的未來性，所需論述的，已非藝術介入空間的個別性，而在於廣域的城市美學的論述觀點與地方社群優化強度的提升。藉由這些美學元素不斷更新城市圖像，不僅重新標示出不同的新城市社群的新文化性表徵，同時也因為這樣的價值建構，而成為未來城市再發展的動力基礎。（原文刊載於：公共藝術簡訊，2010.11）

[1] 參閱「關於未來學 (Futures Studies)」﹑「未來學的全球發展趨勢」，陳瑞貴，新客星站/未來學

[2] 參閱「從城市未來學談城市競爭力」，陳國華，2006.10研考雙月刊30卷5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