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
「所謂的建築，是為了“人”而創造出建築物的工程，我堅持著這樣的想法，而且從來沒有改變過。同時，能夠喚起人性的情感，不管是怎麼樣的反應，能夠激發人們感受力的，才是建築。」──1989普立茲克獎得主 法蘭克‧蓋瑞
建築是常民生活中的一部份，是一種最為必要的藝術形式，建築是文化的有形表現，而相輔相成地，建築所無形傳達出來的力量，便是文化，承先且啟後。建築融合紀錄與創造的性格，由思想生精神、由精神生力量、由力量生責任。然而，在現今不利的內外在環境作用下，莫說擔負使命，建築專業連基本的生存問題都面臨嚴苛的挑戰。這樣的生存危機，表象上是源於外在環境的未趨成熟，但當深究其導因，長期以來對於環境美學的漠視，及趨向劣質化的教育機制，更是在爭議之前早已存在。
公部門擁其公眾資源而自重，過多的不平等機制形成天平失衡的現象。
公部門的專業採購，不僅《政府採購法》所規範出的“遊戲規則”常失之偏頗，且各個案合約中更常充斥著缺乏平等互利的條文；過低的設計費相對於繁瑣的行政程序及失衡的責任承擔；無息的押標金、屢約保證金乃至保固金等種種名目，讓公部門挾著豐渥的資源，迫使卑微的專業團體，在不惜提案成本以爭取工作機會的同時，更擔負著沈重的壓力。相對下，私部門的保障相形微薄，莫論及獲利，其收支平衡若足以獲得基本的維持，對工作團隊而言已是萬幸。在如此缺乏合理管理與利益的期待下，又如何去亟求公眾環境的品質，得以在專業操作的過程中獲得良質的保障？加上缺乏客觀的行政操作思維（如：承辦部門恣意地曲解法令精神，或是擴大合約的解釋範圍），工作團隊在疲於奔命的常態下，對於專業事務更常是心有餘而力不足。
雖然公部門對於提供技術服務之私部門苛求眾多，但在怨聲載道的同時，依舊可見抗爭與參與投標的動作仍齊頭並進。其導因便在於公部門擁有唯一且龐大的資源，迫使業界無奈地得知其不可為仍而為之。這些資源因具備公眾環境的公開性，不僅吸引缺乏業務的新秀前來嘗試，成熟的專業者甚至在維持業務量的需求下亦前仆後繼。在多求獲利的心態下，少數業者藉監造權力涉及材料綁標以收取佣金、或是以利益人情關說以求私利，破壞競賽之公平性，或藉由設計成果來彰顯自我創作，卻置公眾議題於不顧、這些問題雖然不能以偏概全，但卻於無形中一再侵蝕著建築專業領域的被信任度。
是一個在寒冷中相互取暖的利益團體？或是一群宏觀的改革鬥士？
幾年前關於「室內裝修」的爭議，建築師亦曾以其建築安全與技術的專業性，輕鬆跨足室內設計這塊業務，這一直都是以其“技術”層面，來論述執業合適性的問題。同樣的，技師專業得以其大肆跨越建築設計領域，亦是以結構安全等“技術”訴求，來肯定其執業的合適性，客觀而論，這不過是一種“叢林法則”現象的自然展現。
更令人憂心的，則是“人”的私心問題：對於改革，於眾多政府採購個案中的 “受害者” 是否願意有志一同地抗爭？且若僅針對“建築師”執業環境的改革來進行推動，是否更易被公眾解讀為是因為違反建築師利益而生的抗爭？對於政府體制的抗爭，應侷限於建築專業？抑或號召更廣域的專業團體爭取認同？就長遠的觀點而論，這應是僅止於建築界的生存抗爭，抑或更宏觀且無私的環境革命？
於實務界中無論何種領域均有其業務經營與生存的方向與市場，若改革動作僅侷限於建築專業之於採購法的批判，或與土木技師間的飯碗之爭，而漠視了整體建築專業領域的自省與再提升，不僅易讓不以公部門業務為主的專業者置身度外，且也模糊了改革的理想性。改革若是僅是職業上的抗爭，理應尋求職業公會的機制，但若抗爭的標的在於長遠的環境理想，則應該超脫執業環境本身的困境，思考更廣域的公眾議題。若改革是以環境的永續為理想願景，則不能存有太多“人”的主觀層面，應針對“事”的層面論事，一切以達到理想的訴求目標為主，因此，要號召的是攸關整體生活環境的公眾與各領域的專業者，而非僅是建築界本身，甚至僅狹域於少數菁英，否則建築改革的熱潮，易如同過去種種的改革運動一般難竟全功。
建築設計偏離環境藝術的價值，形同於無形中教育著公眾：建築便是一種工程。
深究建築界今日的抗爭下，卻又是誰給予技師得以“技術”跨足建築設計的機會？長久以來，缺乏建築藝術觀點的建築設計，已使公眾對於建築師的認知僅止於“蓋房子”的工程師，蓋房子就是一種工程！原因在於建築師做的是“建築物”設計，這些“建築物”聯結成水泥森林式的城市“景觀”，於是由都會到城鄉，公眾對於建築的認知，常僅止對於“房子”本身的印象與物用價值。醜陋的“房子”，常成為環境視覺的負擔，現今環境中的多數建築，似乎多難與地域、文化或藝術價值產生關聯。在這樣的現況下，建築師可以怎樣的文化使者或是藝術地位，去宣告建築人文美學的價值？或是對於環境人文的文化論述，均僅能由單一的建築師專業去完成？於是在缺乏“信仰”的專業“買賣”下，建築，常成為了各種代辦執照程序或工程技術簽證的“專業”服務。因此，既談改革，首先要深思內省的，應在於非少數的“工程”建築師、“執照”建築師或是“借牌”建築師，而非義氣填膺的少數建築菁英。
況且，以目前土木技師急於跨足建築設計的“業務擴展”行為，這些“工程”、“執照”或是“借牌”建築師，將會在執業環境中面對首波的衝擊，屆時在削價競爭的市場競爭下，不同的專業訴求，也將在建築師界區分出不同的市場機制，這樣自然生成的助力，就改革層面而論又何嘗不是件好事！
政府採購法的問題，不單僅是建築界的問題，更是攸關公眾環境的問題根本。
就整體環境層面而論，其內容包含著道路、橋樑等土木建設，及建築與都市環境等廣域專業層面，在細部上也包含了如室內裝修、景觀規劃等設計領域，甚至亦含括了環境設施工程﹑公共藝術等環境藝術議題。建築師界所遭遇的問題，在建築師職業外的其他設計領域同樣也在面臨著。因此，若改革的目標在於反映採購法的不適切性，那必須能反映出整體勞務採購的問題，是在於泛設計、創作服務於公眾“環境”的大層面，而非著眼於建築師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單一層面；是以建立良質的設計創作環境，來確保優質的公眾環境議題，而不是狹義於以建築師個別觀點，單一地論述著執業環境的問題。
除了政府採購法的問題歸納之外，相關於環境的政策與法令，均常是改革與再發展的隱憂：關於政策，公部門常是沒有考察，便難有政策的形成，政策更常成為一種政治服務！這均是致使各地方政府長期缺乏在地永續性發展的潛在因素。且草案形成與立法的失之嚴謹，也促使諸多法令紛紛面對通盤檢討的迫切性（如：《公共藝術設置辦法》與《室內裝修管理辦法》等，也相關到採購法或建築法問題。）因此，論及建築改革，應提出的是一個宏觀的論點，任何對於環境有助益相關改革皆應一併納入討論，這也是一種回歸建築學信念的具體實踐。
改革在於藉由反恭內省，以重新建立公眾認知中對於建築專業的價值定位。
在一陣對於採購法或建築法的激烈撻伐中，建築業界響者雲集，平心而論，造成公共工程品質低劣，法令制度的不健全並非唯一導因。公部門之採購機制雖存在著諸多不合理性，但公私部門並肩創造優質環境的成功個案亦非少數。因此，法令缺失對於專業環境的衝擊不能謂之絕對，除了基本的生存訴求外，願意從事公共建設的專業團隊，實多存在著一份環境改革的使命感。
除了“法”所造成的惡劣環境，爭議的本質仍在於公、私部門及公眾這些泛屬於“人”本身的問題。現今建築界對於問題的訴求，是因為建築師界深感權益受損，而大動作地聯合產官學界尋求補救，主張現行法令缺失、反映設計費酬金的不合理，且技師缺乏美學的訓練，更難與受過建築美學訓練的建築師相提並論等等訴求，似乎闡述著千錯萬錯均是眾人之錯，且其抗爭的理由明顯地維護一己利益，形同霸道地向大眾宣告：「建築是一種不可侵犯的專業！」這樣的訴求易被公眾解讀為兩業界的飯碗之爭，而在被模糊了抗爭的本質下，自然不易獲得更廣域大眾的支持與奧援。
以長遠的觀點來看，教育素質日漸低落的問題更是未來的隱憂，建築教育機制的散漫自是難辭其咎，在諸多建築（設計）教育課程中，由大師作品形成流行式樣的追求、逾越學習尺度的設計題目、講求口號卻缺乏著手實驗的內容、理論與實務分開思考的議題等，均是年年評圖常見的現象。這種常態的形成，顯然是因為學界的消極漠視甚至積極鼓勵所造成。越來越多的建築（設計）系所年年“生產”出一代代新人，然而，眼高手低的新生代，卻常令實務界弔詭地頻見人手荒問題。現今機制下產生的建築（設計）人，究竟又可以有多少的專業素質與理想，得以去服務於未來的生活環境？這樣的現象也延續至實務界，在流行樣式的彼此抄襲，缺乏土地觀點的設計語言的現況下，又何以為建築學子提供出可供追隨的學習標準？！
廣域的建築領域實包含著室內空間﹑景觀等諸多設計領域面向，且論述的是人與環境的多元面向。建築學的精神在於總體人文環境的論述，而非僅在於工程技術或是文書程序層面。對於建築學的論述，許多建築師的理念或可成篇成冊，然而在實務運作中，卻也顯見諸多偏差現象，建築專業者單精於工程技術與法規檢討，環境美學卻要仰賴公共藝術來妝點補救便是其中一例。建築學既是攸關著生活與環境的構成，理應與公眾互相互依存，然而公眾所能見卻是一堵名曰「建築」的專業高牆，牆內有不得見的紛擾，對於牆外的風景美醜亦只有接受的餘地。安藤忠雄曾說：「我認為建築師最主要的任務並不在於主觀事物，而在於捍衛生命和財產的社會責任。建築師同時必須能夠提供一種廣大的遠景，確保他們的方案能夠朝往改善社會、環境和經濟的方向邁進。」
在業界批判建築法第13條的同時，應該被著眼的不只是建築師不同於土木技師的專業主觀，建築師更須痛定內省的是：建築設計，究竟可以怎樣的態度去重新思索環境藝術與人文的價值。與其彼此抗爭，何不願共同針對環境層面，以宏觀的態度以求彼此激勵，若土木技師因為跨足建築設計，而必須開始培養環境美學的觀點，建築領域亦得以其環境美學與人文素養同去跨足土木工程，打破單一的“建築”設計領域，將生活場域中醜陋的土木工程環境於以優質化，以改善常民印象中冷漠且缺乏環境美學價值的觀感，對於公眾與環境將更具深遠的改革意義。（原文刊載於TA台灣建築雜誌，2006.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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